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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年11月17日，我们《红色之旅》瑞金采访小组一行3人进入赣南。在《十送红军》的悠扬歌声中，瑞金，这个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地区，就这样展现在我们眼前：随处可见的红色山石，满眼的红色土地，与满山遍野的郁郁葱葱交相辉映。此景，所谓丹霞地貌，原本出自大自然的千万年造化，却与70多年前那场惊天动地的革命风暴有种神秘的暗合。风雷声中，红旗漫卷，当年灾难深重的国土，蓦然被这夺目的“红”点燃了希望的火焰。
1934年10月，从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，中国工农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，开始谱写长征这部前所未有的壮丽诗篇。这片土地铭刻着太厚重的记忆，留存着太多鲜红的血迹，闪耀着太强烈的革命理想主义者的光芒。我们迫切希望能从这片已经归于祥和与繁华的土地上，搜寻到更多红军长征出发时的细节，找到更细致的被史料所忽略的片段。
现在，我们就站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，尝试着进入那段峥嵘岁月的开篇。
当年的中革军委所在地，不过只是乌石垅村的一间农舍。
到瑞金不久，我们约见了老红军刘家祁。下午，车开到老人住处附近的巷口，我们正要下车打听一下，只见一位身着红军军服、手拄拐杖的老人正在路旁等候，军帽上闪耀的红星在阳光下甚是耀眼。刘老是土生土长的瑞金人，虽已92岁了，但思维仍然清晰，只是一口客家话颇为难懂。在“翻译”的帮助下，老人向我们娓娓道来那段历史，引领我们认识这片土地。
瑞金位于闽赣交界地带，地处武夷山脉西侧，因古产黄金，金为瑞，故得名瑞金。瑞金开发于汉代，建制于唐朝，现辖区面积2448平方公里，人口60万。“浮金最好溪南景，古木楼台画不成”，这是宋朝大文学家苏轼对瑞金充满诗意的描绘。瑞金可谓山水秀美、瑰丽多姿，有苏轼笔下描绘的“古来绵江八大景，名扬四海倾九州，最是陈石山水色”的罗汉岩，有峰峦叠翠的赣江发源地，有灵山秀水的笔架灵霄和白云飘渺的龙山雾障……
瑞金之名扬天下，得益于它独特的历史地位。正是在这里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，成为“共和国的摇篮”。1931年11月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瑞金成立。从此，众多中华民族的精英云集于此，进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伟大预演。在瑞金，留存有180多处革命故居和旧址群。70多年过去了，这些遗留的旧址饱经沧桑，而成为那段风雨岁月的见证，并在一个崭新的时代里，吸引了众多的人们来此寻找那段红色记忆的源头。
这是一片充满了红色印记的土地。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叶坪旧址群，我们看到被隔成15个小房间的谢家宗祠，这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人民委员部的办公室，各机关工作人员不过一两个人。在二苏大会址沙洲坝，参天古樟的掩映下，矗立着造型独特的中央政府大礼堂。这座由钱壮飞担任图纸设计的大礼堂，建成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，从空中看宛如一顶红军的八角帽，门首上方还嵌有黄亚光书写的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”17个楷书大字和他设计的地球仪图案。
而当年的中革军委所在地，不过只是乌石垅村的一间农舍。在1933年到1934年间，朱德、周恩来、刘伯承、叶剑英等都在此居住和办公，这间本为杨氏私祠的普通农舍一时间将星闪耀。在此房的后侧，军委还盖了间大草棚，作为军委的印刷所，总政治部机关报《红星》以及有关军政文件和军政教材都在这里印刷。为安全起见，还在印刷所旁边修筑了一道“人”字形的防空洞，里面可以容纳几十个人。
资料显示，在红军长征前后，很多开国元勋都曾在瑞金战斗和生活过，十大元帅中的其中9位都曾在此留下战斗的足迹。
“一夜醒来，就是在这条路上出现了很多箭头，箭头后摆着写有‘长江’、‘黄河’字样的纸条，它们都指向前方。”
这一天，我们来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瑞金的最后驻地，也是中央机关长征的出发地，人称“长征第一山”的云石山。
云石山位于瑞金城西约20公里，高不过百米，占地面积不过300多平方米。在一片田野中，只见云石山上奇石嶙峋，色似蓝天，形若云雾，四面悬崖峭壁，只有一条百级石砌小道直达山顶。石山被茂盛的几百种植物覆盖，树木均植根于山石缝间，甚至直接于石上生长，堪称奇绝。拾阶而上，便是云山古寺。“云山日咏常如画，古寺林深不老春”，阳光穿过古树的树叶，只见云山寺充满历史的古朴与沉重，并有一种历尽艰难砥砺后沉郁的静美。
古寺东向的屋子，即为当年毛泽东的住处。我们惊讶地发现，这间屋里朝向后山的窗户是玻璃的。导游小钟介绍说，云石山树高，屋里光线不好，为了读书采光方便，毛泽东就把原来的木格窗换成了玻璃的，而布满锈迹的窗户插销则是一根枪栓。
这是1934年7月到10月间，此时，中央苏区已经全线告急，一场前所未有的战略大转移正如箭在弦上，已到了不得不发的地步。正是在这里，云石山上演了一场骨肉分别的悲剧。长征前夕，毛泽东和贺子珍忍痛将刚满3岁的爱子毛毛送给群众抚养，从此终生无缘谋面，至今仍然令人唏嘘不已。感受亲人别离伤痛的，还有许许多多苏区人民，母送子，妻送夫，“红旗飘，军号响，子弟兵，别故乡，男女老少来相送，热泪沾衣叙情长……”。此去关山迢迢，无数艰难险阻难以预料。于家人，是望穿秋水的思念；于红军将士，则是“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坚定与决绝。一份资料显示，仅瑞金就有30000多名壮士参加了长征，有17166名长眠在长征途中。有人甚至说，几乎每一华里的长征路上就倒下了一名瑞金人。
下山后，我们在山门前的长征出发路线图前伫立良久，依稀间好像听到那杂沓的足音和激越的军号，那是一种怎样的出征，又是一种怎样的离别呢？那是一种怎样的奋斗与牺牲，又是一种怎样的虽九死而无悔的坚决呢？
在出发前夕，已被决定留下的何书衡将自己身上穿的毛衣赠与林伯渠，并备以水酒、花生相送。林伯渠感慨之下，写下这样的诗句：“去留心事都嫌重，风雨荒鸡盼早鸣。”即将告别中央苏区的红军将士内心充满了一种难言的情愫。
离开云石山，我们继续前行。一路上满眼都是青瓦白墙、飞檐翘角的建筑，此为典型客家风情，百年如一，与当年红军出发时所居住过的房屋在外观上并无大的不同。只是，今天的客家建筑在周围现代化楼宇的烘托下，更有别样的风光。汽车进入一条崎岖的乡间小路，宽不过二三米，蜿蜒通向远方，而路两边则是已经收获的稻田。同行的瑞金市委党史办研究员刘良说：“这就是大家所说的‘长征第一路’马道口。”我们的车子停留之处，正是当年的中共中央局驻地，就在马道口小路的旁边。1934年7月，驻在沙洲坝的中央领导机关被敌人发现，遂迁移至云石山周边地区。在马道口附近的村庄里，至今仍有多处革命旧址，比如田心村岩背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、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和少共中央局，而临时中央政府则驻在云山寺中。70多年过去了，中央局旧址屋前萋萋芳草，兀自荣衰，而墙壁虽已是斑斑驳驳，但仍然清晰可见当年红军长征前留下的标语。在这条路上，78岁的村民梁从峰老人对我们说：“一夜醒来，就是在这条路上出现了很多箭头，箭头后摆着写有‘长江’、‘黄河’字样的纸条，它们都指向前方。”1934年，梁从峰刚刚8岁，已经能在大人的指点下认识住在村里的博古等人。他还清楚地记得，那年10月10日清晨，早起的人们突然发现路上多了很多用石灰印成的箭头，全部都向西指去。及至夕阳西沉的时刻，红军指战员从各个村庄、山岭里涌出来，聚集在村口的大草坪上。几声军号响过之后，71年前，就在我们脚下的地方，红军开始踏上漫漫征途。据史料记载，这里正是军委纵队编队、出发的地点。
当年8岁的梁从峰并不知道，他见证了一个沉重而伟大的历史时刻。但是，那个片段，却如同刀子一样刻在他的记忆里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“我不知道队伍要往哪里去，我只觉得可能是要打一场大仗。”
2005年11月23日，我们正在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采访，突然间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闯进了我们的镜头。老人的专注神情吸引了我们的注意，交谈之下，才知道这是一位90岁的老红军，名叫刘国保，离休前任辽宁省轻工业厅副厅长。更令我们感到惊奇的，是刘老的瑞金之行，不过是他重走长征路计划中的一站。
晚上，在瑞金长征酒店，我们拜访了刘老。老人身着军裤，腰板挺直，除了耳朵有点背之外，看来身体状态尚佳。据随行的两个女儿和女婿介绍，这次重走长征路，老人本来早在10年前就开始酝酿，但因为身体原因，几次都被儿女劝阻。2005年11月10日，在刘老的执意坚持下，才终于成行。从长征时的出发地兴国启程，老人将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，乘坐汽车、火车，沿着当年的路线，寻访故地和失散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友。
我们的到访使老人很兴奋，坚持亲自向我们讲述他的故事。老人的讲述严格遵循时间顺序，由不得我们提问，那样只会扰乱老人的思路。长征过程的大部分时间和人名、地名，他都记得很准确。或许，那段生活已经如同电脑程序一样烙刻在老人脑海里，成为他生命里最深刻、最有价值的记忆。
刘国保是江西兴国人，1931年就在兴国参加了红军。第五次反围剿时，刘国保在打扫战场时受伤。在医院住了3个月后，他听说部队要开往前线，立即从医院跑出来，终于追赶上了部队。1934年10月，刘国保随3军团16师从兴国出发，准备去于都集结。此时，年仅19岁的刘国保是通信排长，已经在赣南大地参加过多次战斗。在距兴国新圩不远的河边，部队住下，开始发新军装、新帽子、新绑腿。过去最多发25粒子弹、2枚手榴弹，现在发40粒子弹、4枚手榴弹，能多背还可以多拿。刘国保回忆说：“战士们都很兴奋。我不知道队伍要去哪里，我只觉得可能是要打一场大仗。”
渡过于都河后，刘国保离家乡越来越远了。之后，他参加了长征中所有的重大战役，四渡赤水、巧渡金沙江、飞夺泸定桥，翻雪山、过草地等等。遵义之战中，一颗子弹射穿了刘国保的大腿，他硬是拖着这条伤腿走完了长征路，并为张爱萍、陈赓、邓飞等领导当过警卫员。
我们特别想得到更多关于红军在于都渡河的信息，而在刘国保老人，于都不过是那漫漫长路中的一站。虽然我们几次打断他的思路，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叙述轨迹，一直讲到延安。
在接受我们采访的第二天，刘国保老人即赶赴于都。我们相信，此行一定会激发老人更多回忆和感触，可惜我们另有安排，未能跟踪采访。不久后，沿着当年中央红军转移的路线，我们也驱车从瑞金向西开往于都。一路上，只见群山绵延，山势险峻，这是很难想象的，一支包括87000多人和大量机器、辎重的队伍，是怎样用脚板和马背，在这样崎岖的山路上，“驮着一个共和国”前进的呢？从瑞金到于都，我们的车子开了2个多小时。据资料记载，当年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到于都集结，共走了整整3天。
于都河边，弹指七十一年，换了人间。
于都是闽赣两省的要冲，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。于都东连瑞金、长汀，北靠兴国、宁都，南临安远、信丰；而且，西有峡山天险，北有于山屏障，均为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地。于都境内多丘陵，既隐蔽，又开阔，山水相连，物产丰富，非常利于大部队隐蔽集结、休整和快速出击。
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。阳光静静地洒满于都县城的东门渡口，于都河缓缓向西流淌，波澜不惊。木头搭建的码头已经废弃不用了，仅供游人参观。岸边，便是著名的“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”纪念碑。在碑身上，刻有叶剑英在1962年写下的诗句：“红军抗日事长征，夜渡于都溅溅鸣。梁上伯坚来击筑，荆卿豪气渐离情。”诗中以高渐离在易水河边击筑高歌、送别荆柯的典故，来追忆作者当年率部夜渡于都河时，战友刘伯坚来送行的场景。
除了这纪念碑，我们在河边已经很难找到红军当年渡河的痕迹了。当年架设浮桥的河面上，现在早建成了几座坚固美观的拱桥。沿河建筑具有鲜明的赣南风情，周围水光山色，令人陶醉。饶是如此，当我们站在于都河北岸时，一种历史的壮阔感还是油然而生。71年前，正是在此一线35公里的河段上，红军近9万人从8处渡口渡河。这条并不算辽阔的河流，因了这难得的历史机缘，从此和伟大的长征一起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。
在东门渡口，我们见到了一艘破旧的小船。讲解员介绍，当年，正是用这样的小船，红军在渡口上搭起了可并行4路纵队的浮桥，使中央红军顺利从600多米宽的河面通过。9万大军休整静候，做出发前的准备。而从下午5时到次晨8时，工兵营则紧张搭桥。
1934年10月16日傍晚开始，从这摇摇晃晃的浮桥上，红军野战军开始渡河。从此后，红军将士离中央苏区渐行渐远，而前方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坎坷与光荣，也在此拉开序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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