撰文/记者 杜献洲 邵 薇 安普忠 王通化 柴 华
摄影/记者 穆可双 通讯员 朱 勇 刘 洋
引子
这个家面积不大，80多平方米，黄色的油漆墙，斑驳褪色，但窗明几净，井井有条。阳台上的一盆盆花，整齐得像一列士兵。
坐在旧沙发上的张富清老人，面色红润，衣着整洁，一条空空的裤管，用橡皮筋扎着。老人思路清晰，手势有力，看不出已95岁高龄。
他爱笑。一笑，光洁的脸庞瞬间挂满孩童般的烂漫，如清澈的湖水泛起涟漪。不笑时，目光里依然透着军人的凛然。
解放战争中，张富清炸毁、攻占敌4座碉堡，先后荣立一等功3次、二等功1次，被西北野战军记“特等功”，2次被授予“战斗英雄”称号，1950年获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“人民功臣”奖章。
新中国成立第6年，他转业到湖北省来凤县工作，此后深藏功名，默默奉献。立功的事，老伴不知道，儿女们不知道，孙辈们更不知道——“只知道他当过兵”。
2018年底，因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，张富清不得不拿出证书奖章，意外成为“网红”。
采访鲐背之年的老英雄，如同面对一部浩瀚的大书，满心敬惜，却不知从哪一页读起。当你慢慢读过去，能看到千军万马、波澜壮阔，能体悟为什么“共和国是红色的”。
“解放”，明白为谁打仗
张富清出生在陕西省洋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父亲早逝，大哥夭折，母亲带着他们兄妹3人艰难度日。
1945年，家里唯一的壮劳力二哥被国民党抓走当壮丁，打长工的张富清用自己换回二哥。因为羸弱，他被关押近两年，后被迫加入国民党军队当杂役。1948年3月，瓦子街战役中，被“解放”的他没有选择回家，而是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成为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一名战士。
换上新军装，一个崭新的世界，在他面前徐徐展开。
两支迥然不同的军队对比强烈，让“解放战士”张富清下定决心：“我要为穷苦人去打仗！”入伍后，正赶上西北野战军军事政治整训，时间不长，瘦小的张富清精神面貌大变。
壶梯山一役，是张富清走向英雄之路的“成人礼”。
1948年7月，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、整编第36师向北攻击，进至陕西澄城以北冯原镇壶梯山地区后，因发现我军设伏，迅即就地构筑工事，转入防御。
位于冯原镇的壶梯山，地形险要，守敌第28旅第82团构筑了一个个暗堡，企图成为“啃不烂”的骨头。第2纵队啃的正是这块骨头。暗堡前，战友一个个倒下。张富清报名参加突击组。壶梯山暗堡的模样，他至今记得：高约1米，地面以下挖得深，敌人从射击孔中疯狂扫射，死死封锁住我军进攻线路。
在火力掩护下，张富清迂回往前冲。靠近后，他拉开手榴弹引线，朝喷着火舌的暗堡射击孔塞进去。“轰”的一声，机枪顿时哑了，战友们起身冲上来。
那天是8月8日。张富清的右手臂和胸部被燃烧弹烧伤，至今仍留有一片片褐色疤痕。
当日16时，我军向壶梯山发起总攻，全歼敌第28旅第82团。我军乘胜追击，一举收复韩城、澄城、合阳。澄合战役宣告胜利。
张富清荣立一等功。他获得的军功章，简单粗糙，却弥足珍贵。他仔细包好，装进背包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仅4个月，作战勇猛的张富清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突击，随时准备“光荣”
此后，战斗一场接一场。突击，成为党员张富清的首选与常态。
每次连队布置突击任务，他都报名。手一举，就意味着准备受伤、准备牺牲。“只要党和人民需要，我情愿牺牲，牺牲了也光荣！”
他的战功，次次来自突击。
1948年11月23日，敌第76军南撤至永丰镇以西的石羊地区。25日下午，在我军追击下，敌主力逃回永丰镇。第76军军长李日基，将主力布置在永丰镇和附近几个据点，并重兵控制两边高地。
我西北野战军迅速决定，集中第2、第3纵队主力，围攻永丰镇。战至26日晚，我军肃清外围据点，敌第76军万余人麇集于土城内，凭借高厚坚固的寨墙顽固抵抗。27日晨，我军发起的“第1次总攻未能奏效”。27日黄昏，我军重新调整攻击部署，第2纵队、第3纵队独立第2旅担负攻歼永丰镇敌第76军的任务。
张富清所在6连担任突击连。之前，部队伤亡很大，东北角寨墙侧面的两个碉堡，是两处主要火力点。是夜，连队决定成立突击组，炸掉那两个碉堡，确保攻击部队上去。张富清任突击组长，带2名战士，子夜出击。
3名突击组员跃出坑道，快速抵近，趁着夜色，爬上三四米高的寨墙。张富清第一个跳了下去。听到动静，敌人围了上来，他端起冲锋枪，一排子弹飞过去，一下撂倒七八个。就在这时，他感觉头被砸了一下。打退敌人后，他伸手一摸，发现满头满脸是血。原来，头皮被子弹犁开。如果子弹飞低一寸，自己肯定“光荣”了。
敌人又涌上来，他再次将敌打退，并接近碉堡，用刺刀挖开泥土，先放置几颗手榴弹，把引线连在一起，上面压炸药包，再盖上一层土。接着，他用手一拉，侧身一滚，“轰”的一声，碉堡被炸毁。趁着烟雾，他迅速逼近第2座碉堡，如法炮制，又成功了。
一放松，他才感到伤口剧痛，吐出一口鲜血。他满口牙被穿云破石般的爆破震松，3颗大牙当场脱落，其余的后来陆续掉光。
此刻，总攻尚未开始，他用满是鲜血的双手紧握钢枪，“打退敌人数次反扑，坚持到天明”。凌晨3点，冲锋号响。拂晓，我军主力部队攻入永丰镇。
那一仗，我军全歼敌第76军军部，俘获军长李日基。
战役结束，张富清荣立一等功、被授予“战斗英雄”称号，晋升为副排长。表彰大会上，王震亲自为他佩戴奖章，此后，见面就鼓励他。
彭德怀也因此认识了张富清，行军途中遇见，总是亲切地说：你在永丰立了大功，我把你认准了，你是个好同志！
挺进，何惧山高路远
1949年2月1日，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。张富清所在团整编为第2军第5师第14团。
番号的改变，折射着时局的发展。新中国的桅杆，已刺破海平面。
在1949年5月至7月“陕中战役、扶眉战役经过图”上，一段段红粗箭头，标注着第2军的战斗路线，东起蒲城，途经泾阳、咸阳、兴平、扶风，西至宝鸡。
8月5日那天，“一野”发出动员令，号召全体指战员：为“解放整个大西北而战斗”，“敌人逃到哪里必须追到哪里，不给片刻喘息机会”。
各部队冒风雨，忍饥饿，连续奔袭。张富清和战友们，日以继夜，攻城拔寨，风卷残云。
7月底，“一野”三路大军陈兵陕甘边境，直指平凉。队伍中的张富清，第一次走出陕西。至此，八百里秦川，换了人间。
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党中央决定：“第一野战军必须在1949年冬结束西北解放战争，以便明年进入和平建设，新疆不能例外。”新中国成立那天，张富清跋涉在进军酒泉的路上。喜讯，是两天后听到的。“新中国成立啦！”他和战友们格外高兴，举枪高喊！
新中国成立第4天，第1兵团在酒泉召开进疆誓师大会，号召部队“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”。
酒泉至喀什，2500多公里，要穿越戈壁瀚海，翻越雪山峻岭。挺进途中，张富清和战友们时常高唱由王震的诗谱成的战歌：“白雪罩祁连，乌云盖山巅。草原秋风狂，凯歌进新疆。”他的内心也如这战歌，激昂、欢快。
当时，他已作为战斗骨干调入第2军教导团。在吐鲁番过冬后，教导团徒步1600多公里，于1950年三四月间到达喀什。
新疆，揭开新的历史一页。教导团到疏勒后，也迎来一边开荒、一边建营房的激情岁月。在“大草湖”，张富清和战友们搭起帐篷，拉开“军垦第一犁”。
从“山连山川连川”的陕北，到“平沙莽莽黄入天”的南疆，张富清走了多少路！新中国，是打出来的，也是走出来的。
每次，都是“最需要的地方”
军人，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上级一声令下，深爱部队、一身打仗本领的张富清，纵怀着万般不舍，也毅然脱下军装。
1953年7月，张富清被派往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，先后在天津、南昌和武汉学习2年文化课程，同批学员毕业后集体转业。
“谁不想到好一点的地方？从内心讲，我想回陕西老家，但我没有说。因为我是党的干部，就应该听从组织召唤，到艰苦地方去。”张富清的想法简单而朴实。
校领导在介绍湖北情况时说，恩施偏僻艰苦，最需要干部。他一听，就要求到恩施。随后，他又到了来凤——因为在恩施，来凤地处鄂、湘、川交界，最偏远。
“那里苦、条件差，共产党员不去，哪个去？”他心头涌起的，是当年战斗突击时的豪情。
1955年1月，张富清和妻子孙玉兰坐轮船逆水而上，从武昌到巴东，然后赶往恩施。当时，从恩施到来凤，坐车要走一整天。夫妻俩一脚踏进这片土地，一待就是64年。
到来凤，张富清的第一个职务是城关镇粮油所主任。粮油所主要保障城镇非农业人口。在粮食短缺的年代，这个岗位“权力很大”。
他的第一个难关不是苦，而是要不要坚持原则。
1955年9月，来凤县粮食局党支部对张富清进行考察，结论是：“能够带头干”“群众反映极好”。1956年5月，他被提拔为粮食局副局长，任职不久，便到纺织品公司任党支部书记。1957年3月，县里安排他到地委党校学习，毕业后，他又一次被派往最需要的地方——农村。
1959年初，刚从党校毕业的张富清，被上级派到来凤县出了名的穷地方——三胡区任副区长。到了三胡，张富清发现，这里的财贸工作和农业生产都比较落后，营业计划完不成，粮食生产任务也完不成。
在张富清的努力下，用了1年时间，三胡区基本实现区营业单位扭亏为盈，但更难啃的骨头在农村——提高粮食产量。在区里统一安排下，他开始上山驻村。
张富清走进最偏远的村，住进最穷的社员家。在社员家里，无论吃的是玉米、土豆、红薯，还是野菜，他都按规定交伙食费和粮票。
张富清和大家天天一起上山干农活，虚心学习各种劳动技能，“手上的血泡从没断过”。那时，家家房子不宽裕，更没有多余的床。他就找间柴屋，铺上稻草当床。晚上，刚躺下，蚊子、跳蚤便开始“联合攻击”。早上起来，浑身是包。
社员吃不饱，他更吃不饱。一天晚上，张富清回区里开会。由于干了一天农活，吃得又少，加上走了几十里山路，当路过一座桥时，又累又饿的他一头栽进河里。同行的人赶紧把他救了上来，这才躲过一劫。
每月，张富清至少驻村20天，只有回区里开会才能回趟家。农忙季节，他就一直和社员抢种抢收。孩子们想念爸爸了，就翻过一座座山，跑到村里去找他……
同吃同住同劳动，社员们对张富清，从生疏到有感情，最后情同手足。最令他欣慰的是，所驻的村生产抓上去了。一个村的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带起来，他又要到另一个困难村去。少则一年，多则两年，他就要转移一次“阵地”。20年，他总是从一座山，搬到另一座山。
十年浩劫，张富清也未能幸免。1975年恢复工作后，他被调往卯洞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。虽然挨过整，虽然已年过半百，可他依然跟从前一样，大部分时间去驻村，还把地点选在不通电、不通公路的高洞村。
1977年，国民经济好转，卯洞公社决定集中财力物力修两条路，其中一条是高洞到安抚司的公路。
路，是高洞父老乡亲的所思所盼。修路时，张富清一直铆在那里，负责施工难度最大的路段。为加快修路进度，他带着修路大军在山上安营扎寨。每天天刚微亮，他就起床，吃过早饭立即带领大家上工地，一直干到满天星光。哪里难修，他就赶到哪里。断断续续干了两三年，路终于修通了。虽然是条泥土路，但自行车、拖拉机都能开进高洞。
那些年，张富清打的攻坚战一场接一场。
卯洞的金丝桐油和茶叶品质好，但当时社员们靠山吃山，却“吃”错了方向，没用好这棵“摇钱树”。
张富清看得既远也准。他一方面加强老林管理，牵头建立护林员制度，禁止砍伐和放牛；另一方面带领群众开荒植树，把四五千亩的山坡变成梯田，栽上油桐树和茶树。他还到广西一些山区考察，借鉴经验，办起林场。此外，他还组织群众办起畜牧场，既解决了吃肉的难题，又有了种树所需的农家肥。2年后，每个小队年收入都增加了两三千元以上，群众生活明显改善。
1979年夏，随着一纸调令，55岁的张富清要离开卯洞、离开大山，回县城任职。消息不胫而走，群众依依不舍。他对这片大山倾注的深情，山里的老百姓感受得真真切切。
张富清走的那天早上，一开门，满眼是人。有的社员是头天晚上赶来的，竟在门前坐了大半夜；有的要送他自己做的小竹椅，有的捧着吃的东西……
除在党校学习2年外，张富清共在山区工作20年。20年间，他和大山里的老百姓如土地和庄稼，紧紧地连在一起。
“和牺牲的战友比，我很满足”
张富清的心里埋着一个几十年不变的参照系——牺牲的战友。采访时，他说：“和牺牲的战友比，我还活着，吃的住的都好，我很满足。”
张富清转业初期，按照国家政策，妻子孙玉兰被招录为公职人员。1961年，时逢三年自然灾害，国家开始精简人员。此时，张富清任三胡区副区长，孙玉兰也调到三胡区供销社上班，供销社归他分管。为了顺利推动人员精简工作，他率先动员妻子放弃“铁饭碗”。妻子“下岗”了，人员精简工作顺利完成。
1955年至1962年，张富清的4个孩子先后出生，少了一个人的收入，生活更加捉襟见肘。曾喜欢抽点烟、喝点酒的张富清，全都戒了。
他的4个孩子，除大女儿因伤致残外，其他3个都凭自己的努力考上学，当上了干部或职工，没有一个沾过父亲的光，没有一个在他任职过的单位工作。
张富清生活简朴是出了名的。多年来，张富清养成一个习惯，每月工资发下来，先交党费，再买生活必需品，留出一些钱以备不时之需，最后轮流给孩子添置一些衣服。再紧张，决不超支。
在三胡时，他全家住一间小屋，只够放一张床，门勉强能打开，做饭的炉子放在门外，下雨时再搬到屋里。如今，张富清已在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家属楼里住了30多年。当年的同事，大都买商品房搬走了，一楼租给了商户，环境嘈杂，他依然觉得挺好。
2012年4月，88岁高龄的张富清左膝脓肿，多地治疗不见好转，医生最后诊断，必须高位截肢。
在家人和医生面前，张富清未显露半点消极情绪，积极配合治疗。伤口刚愈合，他便用一条腿做支撑，先是沿着病床移动，后来慢慢地扶着墙壁练习走路。
“我既然不能为国家作贡献了，更不能添麻烦，也不能给儿女添负担。”张富清说，“我必须重新站起来，至少做到生活自理，不能坐在轮椅上让人照顾。”
一开始，掌握不好平衡，他不知摔了多少跟头，头上经常磕出包，身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。有一次，他不小心摔破了胳膊，扶墙站起来时，墙面留下好几道血印。经过近一年锻炼，张富清已能借助助行器，上楼下楼，上街买菜，有时还下厨炒几个菜，实现了生活自理的目标。
说起张富清“不给组织添麻烦”，来凤县建行行长李甘霖感受最深。
“去年，张老到恩施医院做白内障手术，需要植入人工晶体。手术前，我特意叮嘱：张老是离休干部，医药费全额报销，一定要选好一点的晶体。”李甘霖说，“可张老听说同病房的病友用的是3000多元的，也选了同样价位的。”
“听医生介绍这个也不错，就选了。”张富清说，“我都休息了，不能为国家做什么事了，节约一点是一点。”
无论做任何事，张富清总是先从党和国家的角度考虑。从他读的书、看的电视节目可以发现，他虽居陋室，却视野开阔、格局很大。他的心，紧贴着实现民族复兴这个伟大梦想。
编辑/宋 雯